从“东亚病夫”到“中国病毒”，欺辱华人的西方还能变出多少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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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看到在海外，有一种病毒传播得比新型冠状病毒还要快，那就是对中国人的歧视和恐惧。
一些老外见到戴口罩的中国人就退避三舍，这咱也能理解。
但没万想到的是，他们把“歧视”和“羞辱”玩儿出了这么多花样。
在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店门口贴着这样的标语，这都已经是“常规操作”了：
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个停车场电梯里涂着：
“冠状病毒，中国佬。
滚回中国去，中国佬。”
（Corona Virus - Chink.
Back to China - Chink.）
最后还画了一张小丑脸。
而在加拿大伯纳比，一个白人男子在停车场对购物的亚洲女性嚷嚷：“嘿，你的冠状病毒掉地上啦！” 随后哈哈大笑。
Uber司机拒载中国人，理由是“取消订单，你是病毒”。
纽约大量出租车司机开始拒载中国乘客，碰上唐人街地区都绕着走。
澳大利亚的一个家具商场（Harvey Norman），门口的招牌上写着：
我们的床垫绝不含新冠病毒，
因为它是纯澳洲制造的！
连一些外国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我宁愿买一张中国床垫，
也不会买一张带种族歧视内味儿的床垫。”
在伦敦的地铁上，有人开始“主动”给华裔让座，他们宁可去别的车厢也不要跟华人坐在一起。
新西兰的一位华人家长（网友@Zirui Zhang的舅舅），有一天突然收到邮件：《请让你的孩子待在家里，因为你们亚洲人都是“病毒传播者”》。
“我们新西兰的小孩子，不希望和你们这些恶心的病毒传播者待在同一间教室。”
澳大利亚的《每日电讯报》仿佛在呼应这封“恐吓信”，头版头条大字写着《中国小孩待在家里》。
事实上在国内，你都想象不到外国人对中国和冠状病毒的攻击和嘲讽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德国科隆地方媒体Express在一篇文章的结尾说：
有些人一提起这件事（新型冠状病毒）就带着一种黑色幽默：
“我家里有个旧的中国花瓶，它不会也沾上病毒了吧？”
（“Ich habe eine alte chinesische Vase. Ist das ansteckend?”）
鼎鼎大名的《经济学人》上期封面是一个戴着口罩的地球，口罩印花是中国国旗，大标题是《情况会有多糟？》。
2009年，美国爆发H1N1流感的时候，没人叫它“美国病毒”（America Virus）。
2020年，西方媒体却屡屡把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
H1N1流感病毒肆虐，先后造成全球163万例感染，超过28万例死亡——没有哪个中国人绘制病毒国旗针对某个国家和民族。
而如今，丹麦艺术家却专门绘制“病毒五星红旗”，并且从总统到画师都拒绝为此道歉，称这是“言论自由”。
当年H1N1感染了超过12万中国人，造成超过648人死亡的时候，中国人没有说这是白种人惹的祸。
而在中国全力抗击疫情、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都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法国《皮卡尔信使报》却发表名为《黄色警告》和《黄祸？》的文章，明目昭彰地歧视华人、亚洲人以及黄种人。
《华尔街日报》趁机发文《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仔细一看内容，还是那出已经唱了20年的“中国崩溃论”。
而《纽约时报》则提出“新意”，认为现在的中国“像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欧洲发生过严重的鼠疫，死了几千万人）。
德国《明镜周刊》2月刊封面标题是“冠状病毒中国造”。
封面极力渲染“红色威胁”，而在发布这个封面的推特下面，还有人回复了另一张图：
“中国”的身上，沾满了“有毒”的“中国学生”“中国投资者”“中国分析师”和“中国科学家”。
荷兰国内电台Radio 10最近播放了一首歌曲，其中一句歌词是“别吃中餐，你就没什么好怕的，因为预防病毒不如远离中国人。”
歌曲播出后，57个荷兰华人组织发表声明谴责。声明说：“100多年来，我们与荷兰人和睦相处，我们容忍了许多有关中国人的玩笑，但这首歌太过分了。”
“荷兰新闻”网站：华人社区大胆发声，50000人签署有关新冠病毒请愿书
如果你看到这儿觉得气炸了，别着急，还有更气人的。
如果说所有的攻击、侮辱、嘲讽都只停留在文字、图片、音频的层面，那还不是最严重的。
让人悲叹的是，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华人已经开始为这种歧视付出生命的代价。
1月28号，悉尼一名60岁的华人在唐人街餐厅外，因心脏骤停突然倒地。
在场围观者因为“害怕老人携带新冠病毒”，竟无一人上前搭救，哪怕最简单的胸部按压都没有。
等医护人员到场时，老人已经不幸离世了。
一个23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在德国柏林中心区，被两个疑似阿拉伯裔女生暴打，两人称呼中国女生为中国病毒，向她吐口水，扯着头发往地上撞，拳打脚踢，中国女生头部受重伤，眼镜被踩烂，直到目击者出面干预，施暴者才停手逃走。
1月30号，在英国谢菲尔德，一名中国女留学生也遭到三个陌生路人的谩骂与推搡，问她戴口罩是不是有病。
这一阵子海外留学生的日子很多都不太好过。
荷兰的瓦格宁根大学留学生公寓电梯里，被涂上了“去死中国人”（Die Chinese）“中国病毒”（Chinese corona）的文字，还有人在电梯间里拉屎撒尿。
留学生宿舍门上的中国国旗被撕毁。
伦敦留学生Victoria（化名）取快递时被舍管问“你是不是吃蝙蝠？”她耐心解释后，对方撂下一句“反正中国人都不干净。”
1月29号，意大利老牌音乐学院——圣塞西莉亚音乐学院给全校教师发送邮件，要求他们让（中日韩等）所有“东亚学生”停课，不管这些学生去没去过湖北等地。
因为奶茶妹妹赴美交换而出名的哥大伯纳德学院，要求1月19号之后返校的中国学生强制隔离14天，不能去上课，甚至不能去宿舍的公共空间取外卖。
意识到学生吃不着外卖，学校答应给他们送饭，结果第一天根本没人来。
至于落下功课的事情，自己跟教授联系，学校不管。
有学生说：“我没感受到来自伯纳德学院的任何温暖，只感受到了他们的冷漠——好像混成这样都是我们应得的。”
还有网友爆料，哥大最大的图书馆里有人写了个“武汉病毒隔离区，KEEP OUT（避开）!”。
这些好歹还是有学上的人，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想上个学都难。
澳洲最近紧急出台政策，所有从中国起飞的外籍人士（包括学生）都被禁止入境。
但据说留了个口子：允许中国留学生在第三国滞留14天后进入澳洲。
结果中国留学生们就开始了魔幻的“漂流之旅”。
目前周边国家只有泰国还开放中国游客落地签，不少学生就奔赴泰国。
有网友反映泰国班机上都是澳洲留学生；在一些泰国酒店里，都能凑齐澳洲各大学校友。
“当初选择留学澳洲，万万没想到为了上学，我竟然还要被迫环游世界。”
然而并非所有华人都在委屈求全、任由他人差遣，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昭告世界：我不是病毒，中国人不是病毒。
2月初的意大利佛罗伦萨街头，一个华人小哥面向拥挤的人潮，戴上口罩，蒙上黑丝带，沉默地站在那里，身边立着一块牌子，用中英意三种语言写着：
我不是病毒。
我是人类。
不要对我有歧视。
一开始没人在意他，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跟他合影，向他竖起大拇指，走上前去拥抱他。
最后，有路人主动上前，帮他摘下了口罩。
我想这位小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不虚此行。
法国的留学生李灵走上街头，邀请陌生人拥抱，抗议冠状病毒带来的种族歧视。一位法国大爷认真地跟她说：“中国这次挺难的，我希望你们快点好起来，那些说你们是病毒的人，不要理他们，他们没脑子。”
各国留学生用英法德等语言发起了“我不是病毒”的推特标签，并被广泛征用。
一封美国学校写给家长的信中呼吁：“我们要防的是病毒，不是中国人。”
在西班牙马德里，一些当地年轻人走上街头，他们手中高举着牌子：“中国不是病毒，仇外才是病毒。”（China no es virus, la xenophobia es virus.）
在新冠疫情席卷世界多国的时候，西方民众对中国人的态度分野变得格外鲜明起来。
当美国政客还在哔哔“武汉病毒”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灾难还严重的时候——
记者走上巴黎街头，一个法国姑娘这样表达着她的担心：
在谈到社交网络上疯传的歧视亚裔的图片，这位法国大哥连说了2次：“这是不可容忍的”。
法国姑娘说：“我想告诉中国人，我们不是全部都那样的。”
当谈到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来自蝙蝠（汤）的时候，一个法国老太太说的话不禁让人感佩：
在被问到“把病毒命名为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是不是一种歧视”的时候，她又说：
而法国姑娘则给出了不同的见解：
我们不指望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发自内心地喜欢中国，但至少我们希望这种理性、客观、友善的声音能在西方传得更广。
100多年前，西方人讲“黄祸”（Yellow Peril），宣扬黄种人对白人的巨大威胁。
为了讲好黄祸的故事，他们还打造了一个妖魔化的形象代言人“傅满洲”。
冷战结束后，“黄祸”摇身一变，成了“中国威胁论”，只要中国变好，就是在威胁西方。
到后来，“中国威胁”有了更具象的表达，它的名字叫中国高铁，叫中国大飞机，叫中国人工智能，叫中国5G网络，叫中国在疫情下超大规模的防控动员能力……
就在上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还在中伤中国的5G技术，遭到傅莹的当场驳斥。
傅莹话毕，台下响起一片掌声。
就像有人说的：现在世界上存在两种病毒。
一种是新型冠状病毒，受害者是被感染的人，重灾区在湖北武汉。
另一种是歧视，受害者是无辜的人，这种“病毒”的特点是造谣和恶意攻击，而它伤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友善。
想要战胜西方人心里的病毒，比治愈人们身上的病毒，来得更难。
因为一个人心里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
长期以来，西方主导全球秩序，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充满焦虑，对中国的实力提升感到不安，同时希望中国出现混乱和麻烦，以确保西方秩序的对华优势。
疫情来临，西方一些人找到了释放负面情绪的机会，他们将疫情放大为中国的“人祸”——攻击中国政府、挖苦中国民众、对海外华人制造种族歧视。
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是人类相互歧视的病毒。
疫情是一面照妖镜，不仅照出了疫情面前的人类大爱，也折射出某些西方媒体和精英人士的阴暗心理。
在广东佛山，一个戴口罩的黑人小伙来到黄岐海北社区民警中队门前，他把一张纸条留在了传达室便匆匆离开。
纸条里夹着5张100元人民币，是他从生活费里省下来的，他写道：
“我是外国学生，我来自非洲，我在这里没有外国学生的收入，因为我不被允许工作，否则我会做的更多，但是我想你可以用很少的钱就可以挽救一些生命，这是我对中国人民的斗争的支持——抗冠状病毒。”
一个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大三留学生，中文名叫郭沫若，他花光了自己的积蓄，分两次给中国背回来3万只口罩，全部捐赠给了同学、学校以及广州的医院。
他说：“中国就是我第二个家。”
谁把我们当朋友？谁又视我们为仇敌？
在一场新冠病毒疫情面前，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参考资料：
环球网：荷兰5万人请愿，谴责因疫情歧视华人行为
穷游网：10万澳洲留学生：为上学还得环游世界，我太难了
大公报：傲慢与歧视比病毒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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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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